第三十五章 古代耕种不容易(1/2)
的确,能这样作,是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内部各方力量竞争中国君力量的成长有关,有些国家,如晋国、齐国与鲁国,分别出现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与三桓力量的崛起等变化。
这种内部发生过权力格局的变化,无论是新起的力量还是旧君,在竞争中采取各种办法来削弱卿大夫的力量,壮大公室,为日后走上改造百姓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特别是当时重农思想的出现可能和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有关。
比如商人和周人两个族群的谋生方式便存在着一些差别。
像是商人可能不是特别重视农耕,如许多学者曾去安阳殷墟,看到殷墟宫殿基址以及王陵祭祀大量使用“人牲”。
也就是纯粹为了祭祀死去的商王而杀了很多人,其中大部分还是青壮年。
包括商王下葬时还有不少活人作为“人殉”陪葬,这些多是男女亲信。
由此看来商代是不太注重人手与劳力的。
而甲骨文里当然也有不少关于农耕的记载,同样也有很多田猎的记载。
“田”字最初的意思就是打猎,后来才引申出耕种的意思。
商人虽然已有农耕,但其发达程度恐不宜高估。
殷墟虽也出土过几千把石镰刀,但是这些资料不足以证明农耕,只能说明为收获采集发达。
因为镰刀无法证明种植,它实际是收获时所使用的。
如果出土的是耒耜、锸,甚至是犁,才能证明耕种土地。
另外,从出土动物化石以及植物孢粉分析看,当时安阳地区气温较现在高,动物植物资源丰富,有很多可食用的野生动植物。
所以,商人农耕未必有多发达。
周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个十分重视农耕的传统族群。
早在西周初就出现了重视农耕的思想。
在《尚书·无逸》中就有周公劝诫成王时说“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继自今肆主,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
《国语·周语上》:“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就是较早的记载。
此外,包括我们从墓葬中可以看出,周人很快就放弃了人殉、人牲。
就连著名的大学者王国维都说过,“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所以注意到殷周之际的巨变,是颇为有识的,当然,至于是否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变化,恐怕谁也无法下确凿的定论,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当然,王国维大学者关注的主要是制度层面,可实际变革不限于此。
虽然后来儒家强调耕织为本,其实,可需要说明,要知道儒家的老祖宗孔子原本是不重视农耕的,所以讥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就连孔子本人也讥讽弟子樊迟“为稼圃是小人”。
虽然他提到治民要“富之教之”,至于如何“富”,却没有说。
因此他对农耕的态度,不知是否与他为殷人后裔有关?
真正强调农耕的是战国的改革家们,如李悝、商鞅等人,以及农家。
魏国李悝变法,首倡“尽地力之教”;商鞅成效最为显著,鼓励耕战。
《商君书》、《吕氏春秋》中提倡农耕的思想很多,尤其是后书中最后四篇:《上农》、《任地》、《辩土》、《审时》,题目就极为鲜明地突出了重农。
内容包含了农耕技术,还有为何重农的阐述。
其中还包括影响深远的工具论与愚民论。
《上农》中便说:“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
民众务农不仅尽地利,亦可改造其心性,使民众淳朴易于驱使,便于贯彻国法,利于君主统治,更使民众积累家产而不轻易迁徙。
相反则是“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韩非子·显学》亦可看到农家影响。
国家统治毕竟不能光讲君子之道,其存在是离不开农耕持续提供物资的。
战国时代的儒家吸收了法家、杂家与农家的重农思想,农家代表有许行,其书已亡,思想见于《孟子·滕文公》,主张君臣并耕,统一物价。
齐思和认为《神农》此书提出了“重农思想”。
《氾胜之书》引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
此外还有《野老》一书,班固称“六国时在齐楚间”。
后代极少引用,内容不详。
孟子就已经很看重农耕了,像是《梁惠王上》中就有描述。
汉代以后,则吸收为儒家关于经济的一个重要思想,贾谊、晁错等的相关言论很多,《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的言论也有集中的表现。
《汉书·食货志》中的叙述很有意思,将重农的传统一直上溯到黄帝、尧、舜、禹和殷、周,其实大多是后人的附会与曲意解释之词。
这也算是一种“传统的发明”吧。
今人不应为其叙述所迷惑。
可能看到这,大家还会有疑问,那就是户籍制度对国家“变民为农”有何影响和作用呢?
其实根据一些专家学者的探究,户籍制可以说是授田制的基础,是制造农民的根本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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