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问世间情为何物（1/2）

调查庭车常，不是鳄鱼心血来潮，而是针对去10月8至9日总参1024特别行动组在j国京东全军覆没一事的调查至今仍未结案。

全军覆没意味着死无对证，除了原“血鸟”干事贾溪能旁证敌谍佐岛正川和我部侦察员周成武两人死因外，其余证词都是组长庭车常的一面之辞。尤其在极易被多数人忽略的一井由子死因上，庭车常一直讳莫如深，甚至不惜以“药物发作”、“精神刺激”等方式阻挠询问。按照组织原则，庭车常应该留在后方休养治疗，直至调查结束。原总参三部直七处处长王达明为此立下“军令状”，原副总谋长刘清正更罕见地动用了总参情报主管在战时的特殊权力，以“前线战事紧急”为由，要求总政保卫系统牵头的调查组暂停调查，让庭车常带“病”上阵。

当时考虑到“寡妇”组织对第八战区情报工作的推动作用，鳄鱼作为调查组主要执行人之一，也在军委纪委下发的意见征询书上签了字。

调查自此搁置，鳄鱼也回到本职工作上。

“血鸟”的工作，是秘密战线上最见不得光、最不愿被史书如实记载的。该项工作自上世纪20年代的“中央特科红队”代代传承下来，虽经多次机构改革、重组，仍保留至今。

在国共双方众多黄埔将领的晚年回忆中，素有崇高威望与广泛人缘的“周公”的唯一阴暗面，正是亲手打造并一直实际掌握着这只“血鸟”。

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为之。

“血鸟”更为凶中利器，伤敌过甚尤伤己。因此“血鸟”在和平时期，除了承坦必须性的海外工作监督职能外，大多时候只会默默躺在笼里，任凭岁月侵蚀、尘烟掩盖也无动于衷。

既使战争爆发，“血鸟”仍然有违于普遍性战争伦理。政治暗杀与军事斩首手段相同，甚至连目标人物都可能是同一人，但利益出发点不同，服务对象与行动背景也不同，因此造成的影响大相径庭。隶属总政系统的“血鸟”，作为区别于总参系统“红蜘蛛”、第八战区十一局行动处等此类军事斩首工具的政治暗杀工具，虽由鳄鱼负责日常管理，但动用大权直接掌握在中央*会“对敌工作三人组”手里。

所谓“三人组”，即主持中央和军委全面工作、主抓对台工作的“一号”，主持全国政协全面工作、统管统一战线工作的“四号”，分管政法、安全、保密、情报工作的“九号”，共三名常委。战时程序，须由总政治部先向中央军委提交“制裁名单”，经“一号”慎重考虑后，提交中央*会“三人组”表决，最后再由“一号”代表中央签署执行。

针对敌298旅旅长王建平少将的“最终制裁”，亦是严格按照这一程序，层层上报，集中部署。

如果王建平只是一个敌军旅长那么简单，不论总参二部“红蜘蛛”、战区十一局行动处还是前线部队将其击毙，都将视为战场阵亡。军人战死沙场，本无可厚非。然而据中央统战部敌工部门调查，王建平掌握的暗势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叛军部队投诚、溃败或自行解散，已渐渐凌驾于当局军事统率机关之上，俨然成为海外干涉势力眼中的地区统治当局代言人。倘若王建平以军事接管的方式，将已陷入山穷水尽之际的民选当局取而代之，“挟百姓以抗朝廷”，进而谋求海外武装干涉集团的更大支持，必将使更多无辜平民陷入战火。这是十三亿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杀是必须的，不但要杀，还要赶在他从叛军旅长升级为“军人总统”以前，一举杀掉。

对于此事，相应保密、保障、监督制度经多年实践改进、完善，已足以保证将制度漏洞造成的泄密可能扑灭于未燃。

在目标人物的行踪判定上，主要依据总参作战部及战区、集团军、师级作战指挥机关提供的前线战报，但分类、分析环节是由“血鸟”内部的专职情报分析单位独立完成。

条件成熟后，向敌后渗透侦察单位，跟踪监视。

待时机也成熟，则由另一拨“血鸟”实施执行。行动过程中若需战区总部或一线友邻单位协助，只能以战区机关相应保密部门的名义进行。

尽管如此，最后行动还是失败了。

道完各中内幕，鳄鱼痛心痴首。

“失败倒不要紧，败了还可以再来，毕竟这是战争，哪一个将军不是让部下铁桶似围着自己。最要紧的是他知道谁杀他。如果是林兰或者王达明，他最多躲得再好点，我们终究还有机会。但有足够迹象表明，他已察觉到那是我党中央直接下达的。”

“这就意味着司马之心，路人皆知，他的兵变可能会提前。”徐风昂心领神会，“否则下次动他的就不是我党中央，而是敌统治当局，甚至其它对‘军人干政’深恶痛绝的有识将领。”

鳄鱼点点头，“最可能出现问题的环节，经“血鸟”内部层层推演、论证，最后都集中到“友邻单位”这里。世上没有什么是万能的，‘血鸟’只是三百万大军中众多职能部门之一，术业专攻而已，不可能面面俱到。那次行动，我不但以‘红蜘蛛’的名义展开，还调动了‘红蜘蛛’部队成员。”

“等等！你不是来问话吗？跟我讲那些内幕干嘛？”徐风昂突然警惕道。

鳄鱼笑而不语，只从内参、通知、报表等等杂乱无章挤满的手提包里，准确无误地抽出一页纸。纸是从寻常笔记本上信用撕下的，上面留有钢笔式软笔写的几字：“时风昂是个好同志。”

落款更简单，横折钩完点又提。

徐风昂震惊了。

全国厅局级干部少说也有几万人，部委下属机关也够一个加强团。“一号”既然记得他，还知道曾用名。字越少，份量越重，更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官场行文的潜规则。

“‘血鸟’从‘红蜘蛛’调人很平常。”鳄鱼没理会徐风昂发直的眼球，继续说道：“历史上它们本是一母同胞的兄弟，至今仍经常在一起训练，只是不得互报身份、互摘面罩。有人进‘红蜘蛛’没几天就莫名其妙被淘汰，没准是进了‘血鸟’。按‘三人组’专门规定，11人以内规模，我的请调函随叫随到，不必经总参二部主官批准，事后备案也只记作‘外出训练’。‘红蜘蛛’实行统、调分离。特勤局统兵，只负责日常管理，无权过问出勤内幕。部长办公室则负责调兵。从这一点上来说，特勤局局长助理庭车常是没有嫌疑的。但是战争爆发后这一制度有所微调，原本集中在部长办公室主任许光祖手里的调兵权，如今庭车常也有。庭车常并未参与此次行动，但作为行动主管之一，他随时可以调阅‘红蜘蛛’的在勤、出勤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