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一份改变世界的外交陈情表（1/2）

对于自己的大婚，奕詝做到不留遗憾，尽心焉耳已就行了。

十七岁的萨克达氏显得非常迷人，奕詝也觉得，既然自己娶了人家，那也要爱她啊，作为男人，不能哪一个爱一个。

就是心理想着见一个爱一个，那也是心里只能偷偷滴想，不许付诸于行动的。

奕詝的新婚之夜，竟然是萨克达氏的陪嫁丫头来试婚，奕詝看到这个年龄只有十五六岁的陪嫁丫头感到很生气。

不过，如果奕詝把配方一头给赶出去，那陪房丫头的命运就会被打入到地狱。

二月十六日，奕詝的新婚之夜，在一干皇亲国戚的簇拥下，还有一些不良大妈，太监，宫女的偷听下，奕詝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明媒正娶的媳妇，也就是自己的第一个嫡福晋，萨克达氏。

红雨随心翻作浪，一夜春光到天明。

这就是奕詝这次新婚的感受，虽然萨克达氏只有十七岁。可是，吃着满族人牛羊奶长大萨克达氏，还是经得住奕詝的征伐的。

就在大清四阿哥新婚的消息传遍真个大江南北，黑山白水之间的时候，有三个女人哭了。他们分别是京师的王晴儿，天津的吴佩仪，还有卫**文工团的团长胡紫雨。

虽然她们明知道奕詝给自己解释了，自己也同意了。可是，当拍天地的那个过程在完毕的时候，她们的内心还是非常渴望的。

新婚的日子就像冬日的热水，很快就会凉下去。

就在三月八日，奕詝到理藩院去看一些外交辞令的时候，发现了一份陈情书。

上面说：在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四日（1848年3月8日），英国伦敦布道会教士麦都思(arnrrs)、慕维廉(ara)和医生雒魏林(aoar)三人，拂晓以前从上海出发，租船到青浦，将船停泊在离青浦县城约五里的地方，然后进县城在城隍庙前场地上（今青浦县城曲水园西，庙前街一带）散发“善书”。

就像现在一些佛教的和尚发的“劝人向善书”一个道理。这些书最爱对方的特点就是不要钱。在过去，有些人中国的贫苦百姓把这些书拿回去作为传家宝的。

这时，恰巧有几名看守停运漕船的山东籍水手，向他们讨取“善书”，但遭拒绝，双方发生冲突。

雒魏林在街心上挥舞手杖，掊击水手头部，“把最前排一人的脸给撺伤了”，于是其他的水手叫喊着，投了更多的石子，他们还忿忿回船邀人前来报复。

懂得中国话的麦都思和雒魏林见势不妙，立即带着慕维廉逃出县城，在东门外不到半里路的地方，被追来的40余名手持撑篙、锄头、棍棒、铁链的漕船水手打伤

。青浦县令金鎔闻讯，立即派差役制止，从愤怒的水手中救出了三名传教士。他一面派人将其送回上海，一面下令捉拿“凶犯”，并很快抓到两名闹事的水手，进行处理。

本来事件到此已经可以完结，但不料三位传教士回到上海后，引起英国领事阿礼国(rrorao)的注意，他决定利用此机会，主动展开对江南大吏的外交交涉，谋求英国在华的更大利益。

由于正值此年江苏漕粮海运在上海受兑出洋，阿礼国的主要手段是命令英船停止交纳总关税、用军舰阻止漕船离港和派军舰到南京去要挟李星沅。

就是粮食不许出海，他oran北京的人民得不到粮食，从而迫使道光帝服软。

他曾自鸣得意地说，“我采取的三种手段里，一个比一个更厉害，但他们是互相关联的。如果停付关税长久之后，中国就会受不了，这样就可使他们不至于将事拖延了。1000只粮船不准出口，这当然会立刻引起地方官员的注意，但是他们还是敷衍，而且他们想以假的罪犯来冒充真的罪犯。

当然封港这件事情如果不被中国上级官员晓得，他们还是无所谓，到了我派副领事去南京后，他们晓得已无法，这才害怕起来，苏州一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派臬台来”。为扩大影响，阿礼国还派人在吴淞一带“遍贴告示，声言夷人被粮船水手殴打尚未严办，海运米船不许开行等语”。这不能不在沙船水手中间产生巨大恐慌。

事件发生后，双方交涉的焦点是三位传教士到青浦是否违约远行。苏松太道咸龄在事件发生后的次日，致信麦都思，明确指出教士们去青浦散书。他在给李星沅的报告中，也认为传教士的行为是违约的，“二月初四日，英夷麦都思等3名，违约至青浦县地方散书，与看守粮船舵手争殴，受有微伤”

《夷目来省控诉现委藩司驰往复查折子》)。李星沅、耆英和江苏巡抚陆建瀛也持同样的观点：“上海口岸，前经英夷德酋会同前任苏松太道宫慕久议定，该夷行走之地，以1日往返为断。前夷目巴富尔照会苏松太道文内，亦有准其雇买船只轿马，水陆往来，均不得在外过夜之语。今青浦县离上海90里，来回180里，穷日之力，断难往返。

奕詝看到这里就已经明白，这个阿礼国就是为了多占地盘的，不过，现在洋泾滨已经被自己占领了一千亩地，不管你英吉利人以后占多少地，你的租界就是不安全，因为，洋泾滨就是一个永不消退的硬钉子。

但阿礼国一口咬定，三位传教士到青浦传教，并未越出条约规定外人在上海的活动范围，是合法的。他说青浦县城距离上海30英里，“上海——青浦可以在24小时内往返，因此这样做并没有违反规定”。

阿礼国在给咸龄的照会中声称，三位传教士早晨出发，事件发生后，于夜里十点钟返抵上海。他不仅把咸龄的信退了回去，并且对咸龄指责三个传教士违反约定的说法提出了抗议。显然，阿礼国把清政府允许的在上海周围游程以“一日往返为断”的时限，歪曲解释为24小时。这样，麦都思等早晨从上海出发，深夜返抵上海，自然没有超出游程的时限。

对阿礼国的这种狡辩，即使是连新任香港总督兼驻中国公使文翰(sabona)也承认：“我不能不认为这几个传教士到青浦去已经超过中英两国官吏所规定的限止，上海的英侨现在有权利白天去外面漫步，而晚上一定要回到家里。青浦离开上海30英里，所以传教士以为如果他们不受人阻止的话，他们当天是可以回来的，这种说法是毫无理由的。”